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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散后一场空：遥望珞珈四年

编者按：今天大头在Q上说，现在是到了该回忆大学四年的时候了，怂恿我写一个大学的回忆录。我虽然觉得我的那四年浑浑噩噩，不忍回首，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在博客上给大头兄一个华丽的回应。自古以来，回忆录一般会带有几种不好的倾向，其一便是为隐者讳，即只谈美好的一面，把过去的风花雪月描述得很美好，而不顾当时的情形。其二便是层累造成的历史，讲后面的事情归结到前面去了。而本文将尽力避免这些倾向，但要完全避免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最秉笔直书的史迁在写大禹所及范围的时候，把大禹所到的范围和汉帝国的范围基本吻合起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而其，每个人记得的东西往往是对他们有深刻影响的事情，而不能记住更多其他东西，也就是选择性的记忆。

另外，大学四年的事情杂乱无章，回忆起来通常只有琐碎，即点点滴滴，而无系统。为此，大头建议我采取纪传体的形式，即分别对每个人物的回忆，在每个人物的回忆部分中，又间或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总之，形式比较灵活。

为了回忆方便，我决定第一个人物锁定大头。这不仅是因为大学四年乃至研究生两年我们一直都是同学，现在更是一起在广州打拼。所不同的只是，大头早已和栋哥合伙买房同居，其豪宅位于广州大石地铁口旁。据悉，栋哥与大头在年内尚无拜访民政局的打算。

那些年，那些人：我所知道的大头

2002年的10月，结束了军训和十一长假，我们一群18、9岁的孩子在上完大学第一堂专业课（罗运环老师的古代汉语，在人文学院地下教室）之后，就被人为地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班。当时，英语成绩好的纷纷选择了世界史，因为他们觉得世界史更有前途（历史系读啥还不都一样），而剩下的没得选择，就只能读中国史了。但也不是都绝对，比如我们班某个女生英语成绩最好，但却选择了中国史。

故事就这么开始了。有一天，当我们上完下午的课到桂圆食堂吃饭然后准备晚上到教五上课。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中国史的一个女生跟世界史一个叫屈路明的女生辩论的起来，他们争论的是中国史好还是世界史好。这话题在今天看来很没意义，但在当时却很重要。当然，谁也争论不过谁，因为中国史和世界史其实都是一回事。

那个女生便是吴臻（尊称大头是后来的事）。85年的小孩，其时不过17岁，尚未成年。而我认识他的时候亦不过19岁的年纪。在当时那个班上，大头是年纪比较小的，但年纪虽小，好胜心确是相当强。

记忆中大头的第二次见面（不是上课见面的那种，上课见面都没有印象）应该是11月人文学院的运动会上，大头在100米的比赛中轻松跑了个小组第一。跑下来后她还很不屑地说，“我们院的那些记录，比我们中学的记录还慢。”这倒是有可能的。当时大头穿着一件蓝色线衫，骨架看起来比较大。我当时还以为她年纪比我大，是个成熟的姐姐型（我当时比较喜欢成熟的姐姐型），但没想到人家还是未成年呢。

第三次见到大头，则是在一次数学课上，我们做到了一起。当数学老师在台上唾沫横飞的时候，我们在座位上也开始聊起了以前的故事（大抵大一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回忆中学的生活，认为中学的生活很美好。）

但也不全都是美好的回忆，大一的时候，大头还狠狠敲诈过我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在计算机房上机时，把图书证落在那里。结果被大头他们寝室的捡到了。大头当时就要求我请他们寝室吃饭。本来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请他们吃饭，凭什么啊，不就是捡到图书证么，但当时他们寝室除了大头，还有其他女生，尤其有个女生气质看起来那么好，所以我也就要咬下牙，请她们到亚贸的麦当劳吃了一顿（现在看起来麦当劳都是垃圾，但当时对我这种农村来的孩子来说，也不算便宜了），花了70元左右，我当时那个心痛啊，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就这样出去了。而且，为了节约，基本上都尽量让着他们吃，我自己则吃得很少，嘴里说不怎么饿，实际上回到三环后自己又去炒了个蛋炒饭吃。

后来大头又继续用此种方式要挟了我们几个男生请他们吃饭。当然最后他们寝室也回请我们吃饭，在三环一个小餐厅点菜的时候，我尽量少点，所以最后也只花了32块左右，因为当时是某个气质很好的女孩付的钱，我就不忍心多宰人家，若是换成大头出的钱，呵呵，那当时肯定是要多点些好的菜的。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开始慢慢分道扬镳了。大头加入了辩论队，跟一帮辩论队的狐朋狗友一起吃喝玩乐，其后听说她跟中文系的甲子年处朋友了。再加上我自身的原因，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少。大概是03年的五月份吧，我们在理学院的205上王雪华老师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大头连续几天没来上课，当时才得知原来子年风流倜傥，喜欢上了法学院一个女孩，大头失恋了，为此在宿舍里暗自地垂泪。

大二之后，我们就更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有各自的舞台和空间，彼此之间很少有交集。大头在辩论队风风火火，绯闻也不少。记得大二上学期，她跟一个城建学院的男孩处朋友，也不知道是男的高调还是女的高调，他们刚开始谈，就高调宴请了10多人，当时志杰也去了，就是没请我，因为我不重要：）

只是，高调之后，这段恋情只持续了一个月就分开了。期间一次我曾在湖滨楼下的自强超市前面见到大头和子年在一块。大头幽怨了一句：“子年，拜托你有点绅士风度好不好？”这个段子后来被中文系的厮们拿来取消老贾了。话说，甲子年这厮真是风流才子，后来他还会向我打探一下大头的消息，说大头最近如何？我便跟他搞笑到：“子年，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你叫人家小臻臻，如今，新人胜旧人，你却改口叫人家吴大头。”

回过头来，和城建学院的男生分手之后不久，大头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男生，那就是栋哥，当时我们一看就觉得这男的比较牢靠，是个经济适用男。但是整个大二大三期间，我和大头的交集却少的可怜。大二大三修双学位，修很多专业课，准备英语四六级，当时我还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一个女生，所以这两年间，和大头的交集真的少到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一片空白。

至今脑海中残存的零星交集是大二下学期末，我和某位女生一起到教五楼一楼某教室准备期末考试，进去之后坐在最后一排，猛然才发现大头和綦梅坐在我们前面，期间我故意后靠，把手搭在某女生背后的座位上。大头回头一望，故意用很色迷迷的眼神还“哦”看着我们，意思是“原来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另外一次就是大三下学期末一起在图书馆七楼阅览室复习备考，晚上十点结束后我们一起到梅园的食堂吃烧烤。

大头虽然家境很好，每个月花销也很大，但感觉她所穿的衣服并不是特别得体。也许是有着某种特殊的爱好，大头一般倾向于那些粉粉的衣服，大学期间，她最喜欢的就是一件粉红夹杂着一些小白斑的上衣。05年的七月，夏日炎炎，我和一个旅游系的女孩走在梅园篮球场旁边的小径上，大头和栋哥迎面走来，当时大头穿的正是这件很没品的粉粉的上衣，正跟着栋哥撒娇。

撒娇之后不久，大头便情变了。这个部分为尊者讳，在此不再展开。所说的的是，大四上学期，大家开始要考虑未来的路途了，其中一部分人将保研。保送历史研究生本来就是一块鸡肋，但一旦有诱惑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心动的。毕竟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当时大头曾口口声声说是要一定要保送到其他学校去，否则不读了。但当时院里希望能把几个成绩好的留在本校。当杨老师把他们几个召集在一起谈心的时候，汪志杰当场表态，一定留在武大，大头也立马问起了陈锋老师的电话号码。呵呵，跟了大师好啊。

其时另外一个事情是争奖学金。05年10月评一年一度奖学金的时候，志杰因为在院里担任组织的一小负责人，活动分就加了十几分，而大头辛辛苦苦率领辩论队杀入全校三甲，为学院争得的莫大荣誉，但所加的分数却没有志杰多，最后志杰获得了乙等奖学金，而大头只有三等奖学金。所以大头后来在一次党员和群众联席会上很愤怒地抨击了这个事情。而我本人，如果纯粹计算成绩，是排在他们两个前面的。但是有啥办法呢，凭良心讲，我个人也反对志杰那样子的加法，志杰是党员，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但这种先锋模范作用不应体现在评奖学金的时候，而是体现在平时为组织、为人民群众的服务上。这样只会造成党员和群众之间的脱节。但从情感而言，我倒也同情志杰。因为对一个在极端困难环境中成长的人来说，1200和700所赋予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先前因为别人没一些不太光明的手段，志杰在一次评奖国家奖学金的事情中落败，这对他的影响很大。而对大头而言，多500少500其实意义很小。

一个非典型历史系学生的寻工之路

    先说说偶的一些情况。我是06年本科毕业，08年硕士毕业的。因为家靠近厦门的缘故，高考报的是厦门大学的财政学和会计学，据说这两个学科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鬼使神差的，最后看到提前批有一个武大的历史学基地班，问我们那中学的教务处主任，基地班是干嘛的？我读的那高中是我们那县排名不靠前的学校，每年考上武大厦大这种级别的学校也就一两个人，所以老师知道的估计也不多。记得当时教务处主任回答说，基地班啊 ，大概是跟开发区合作之类的东西吧。真见鬼去了。

     后来到了学校知道所谓基地班就是基础学科，没人愿意读，所以搞个基地，学生的好处就是每年的奖学金比例比较高，保送名额也比较多，占到了一半。见鬼，越是不好就业的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比例就越高。把就业问题往后延呗。

大学四年就是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得当时每次回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历史的。呵呵，学历史的男生，很少有女生会看得上，大概人家觉得你没前途呗。所以历史系的女生一般都胳膊往外拐。扯远了。

长话短说。大学四年我的成绩不怎么好，也没混什么学生会，更没谈恋爱（在武大这么美丽的校园这绝对是一大失败），唯一还算对得起自己就是趁双休日辅修了一个新闻学双学位，虽然现在看起来作用不大，但却觉得那段时间是最充实的。大四时有一个保研的机会摆在面前，为了躲避就业压力当然义不容辞了。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好去处，除了武大，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保送去厦大，老实说，那个时候思索了很久，最后心想厦大要读三年，武大只有两年，还是早点出社会的好，现在庆幸自己的选择很明智。读研期间，经过折腾，免费在某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也算是对的起自己六年所学的专业。

我开始找工作其实挺晚的，当时因为家里出了些事情，一直到07年的12月中旬才开始着手工作的事情。当时分析了一下基本的情况，历史系学生找工作无非几种主要出路：1.中学老师。这个，因为我不是师范类出身，只怕会误人子弟，另外我是南蛮，让我的国语过二级乙等简直比追武大校花还难，所以不予考虑。

2大学行政辅导人员，这个也是要争得你死我活的，而且咱既没混过学生会，又世代为农，没啥小背景，所以放弃。

3 公务员、文博事业单位等。这一类应该重点考虑，因为稳定，待遇好。当然公务员中历史专业能报考的很少。而且拉的战线太长。

4 新闻出版这一块。这一块也比较适合历史系的。

从07年12月开始，跟舍友一样，开始疯狂网投，不仅投那些有来学校招聘的，而且在中华英才网上投，这个时候反正就是病急乱投医。投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有些事都是徒劳的，人家根本就不会理你。这时候才开始有针对性的找。并且专门准备一个小本子以记录每一个招聘信息和注意的事项。

第一次跟招聘单位接触就是福建某机关单位来招人，要招一个文史哲方面的硕士，要求会闽南话，我兴冲冲打电话过去，用闽南语交流了一下，谈得也很好，最后在身高一项上卡住了，哎，谁叫咱半残呢。

处女面则是交给了网易，那是开始找工作后没几天。按照要求先网投，通过后在测绘学院那边笔试，很顺利的就进入面试（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别人给我笔试机会，我基本上都能进入面试，公务员除外）。面试在弘毅进行，搞的是群面，和另外三个新闻学院的童鞋一起，这个时候方能显出专业的差距来，不论考官问啥，基本上他们都滔滔不绝，我没有插嘴的份。所以处女面自然以失败而告终。自此我便很讨厌群面，始终认为那是个耍嘴皮子的地方，而不是要人才的地方。但好友却跟我说，你再有才华，也得能讲的出来啊。

接下来就是仍然是一些零星的机会。其中一次是在光谷那边的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的大型招聘会，每年都有的，那个招聘会真是垃的无法形容，进去还要10块钱的门票，这是我找工作中买门票进场的唯一一次。这个招聘会见到的企业基本上都在武大桂圆操场的举行招聘会上出现过，职位也基本相似。顺便说一下，历史系的学生不需要去参加那种大型招聘会的。和同学在那里百无聊赖的转悠，心想既然来了，总不能一份简历都没送出去，于是看见一家企业名叫众友科技的，据说是湖北民营企业百强——反正湖北民营企业又不怎么发达。招聘sale,就随便投吧，尽管风马牛不相及。

但没想到几天后，那个企业竟然通知我去笔试，于是跑到图书城旁该公司的办公楼，挺破的。笔试时旁边一个帅哥是个专科毕业的，不停的抄着我的卷子。我这人一向助人为乐，就都让他抄了。等他抄好了我第一个交卷就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那公司竟然叫我去面试，我临时跟同学借了个破西装去了。坐在我面前的是一男一女，女的不记得长啥样了，男的挺像夏冬海的，所以我至今印象深刻，那个时候脑里的念头就是夏冬海和刘星，就想笑。反正随便扯，大概他们也觉得我不会去他们那种地方，所以也就没有下文了。

再后来是一个浙江长兴县来学校招人，长兴也是百强县里比较不错的吧。反正那个招聘的小帅哥吹得天花乱坠，说是要选拔一些优秀的硕士，选贤与能云云，但最后优秀的标准不是学业，也不是能力，而是外表。因为只招男的，基本上男的要求在172以上，而且要外表俊朗。呵呵，谁知道他们做什么用呢。

这其后不久到春节前，招聘就几乎很少了，于是赶场了几个公务员考试，江西赣州的选调生考试在武汉设置了一个考场，所以不用什么成本，反正能练笔，挺好的，于是就去了。大概竞争也不怎么激烈。2000多人报考，600多人进入了面试，我自然也进入面试了。面试设在08年的3月。此外，春节前还参加了广州公务员和福建公务员的考试，但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每次考前一夜总睡不好，再加上公务员实在没怎么准备，所以自然发挥也就不好了。

春节后马上赶回学校赶论文，回到学校才一个星期，就有厦门华侨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广播电台闽南语频道叫我去面试，都在厦门，但当时觉得机会不大，路途遥远，路费太贵。就没去了，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尤其是那个闽南语频道，通知我去面试的电话都是用闽南语讲的，现在发觉确实挺有意思的。

二月底的时候，第一财经日报开始各大名校的巡回宣讲。到武大的时候，我看了上面的要求，觉得自己的机会也不大，一来我不是学财经的，二来也没有媒体实习经验，所以连宣讲会都没去，只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准备好简历和代表作，所谓代表作，无非就是自己发表的那几篇烂论文，跟财经风马牛不相及。让我舍友在宣讲会上帮我投递，我则忙于其他事情去了。本来也就不报什么希望。但后来发现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找工作永远不要想着机会不大就不去做，否则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投了简历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水院变形金刚那里笔试。去的时候我相当放松，觉得反正机会也不大，就去玩票呗。进去的时候大概坐了五六十号人，笔试的内容是七八页的英文材料，关于当时比较热的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问题，读完材料写一篇评论，呵呵，其实我英文很水的，当初六级也是刚刚挂线过。不过这刚好是我这个农村孩子比较关注的话题，于是哇啦啦地往下写，写完后差不多第一个交卷走了。觉得反正专业不对口，也不报希望的。

三月初的时候去江西赣州参加选调生的面试。其实赣州对待考生真的很好，给外地去面试的人每人300块的车马费，够用了。我当时觉得反正也不用浪费自己的银子，去了还能增加一次公务员的面试经验，太好了。不过也正是这次面试，让我对公务员的选拔体制彻底失望。面试的时候七八个考官坐在你面前，用他们严肃的眼神轮奸你。问的问题跟在网上能找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回答的答案也是尽量讲一些违心话、套话以及废话。以这样的选拔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肯定不是最优秀的，但也许是最适合体制的。但我却对此大为失望。

支撑我这种失望的，有好几个方面，首先，要下派到基层的乡镇。现在官员下到基层锻炼是很重要的，胡总温总也都是在甘肃基层锻炼出来的。但我自觉能力有限，很可能自己到基层去就陷进去了。其次，我语言能力很差，平生最不喜欢听方言，连到鄂东都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何况去赣南听客语。第三，基层是需要酒精考验的，我几次到湖南湖北下乡，越是到基层的人越能喝，而我的酒量就只是一瓶啤酒的水平。第四，最为关键的是我偷偷地问了一下那里面的人，具体的待遇情况，他们说呆了两年，一个月2000。其实这在那里已经不错了。赣州虽然是总人口有800多万，十来个县，但市区却相当小，跟我们东部发达地区一个县城差不多吧。第五，那天面试的时候，周围都是一些来自我听都没听过的学校，陈安之说过，你永远要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虽然我不优秀，但不能诋毁我跟优秀人士在一起的决心，所以这一点也有影响吧。

于是当通知去体检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的回学校了。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自己己的舞台，不能比较什么的。回到学校后没几天，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是第一财经日报的编委周健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编委，不过现在他已离开一财，去做福布斯中文版主编了）打过来的，在电话里问了我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的一些看法，足足聊了十分钟左右，当时我手机是神州行的，接电话一分钟要六毛钱，心疼呐。末了的时候他很客气的问我能不能下周去上海面谈一下。我当然说好，顺便还问一下能不能适当报销一点车马费，周总说可以啊。呵呵。我那个周末就坐最快的那躺火车硬卧过去了(当时武汉到上海还没动车组)，平时我可舍不得坐卧铺的。

到了周总的办公室，是星期天的下午，因为报社一般都是周日开始上班。当时跟一在上海读研的死党借了一西装，穿在身上真他妈的合身，大概是我们俩都瘦得跟猴子似的。在周总的办公室聊了两个小时，很诚恳的谈了一些对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看法，以及历史学与财经之间的关系，扯着扯着我甚至扯到了年鉴学派去了。我至今觉得，这是我最舒服的一次面试，招聘方不是以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很诚恳的交流（我讨厌那种群面），只有这种情境下，才能说出我最真实的想法，体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水平。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周总学过国际关系史，对历史学比较熟悉，所以，有时候找工作是需要运气和缘分的，一个好的机会不是经常出现的，重要的是当机会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能否抓得住。

跟周总的聊天挺不错的。他告诉我这一次大概通知了三四个武大学生来面试，但最后的结果还要过一段时间再定。从上海回学校后，还是一边写论文一边找工作，三四月份是找工作的高峰期，机会相当多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是重庆某人文地理杂志，觉得我专业挺对口的，那个工作也是我喜欢的，跟主编也聊得挺好的。待遇也还行。可以说，如果这个杂志是在武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签了。但最终有几点因素影响了我：第一就是虽然重庆很繁华，城市很大，美女比率也是全国最高的，但毕竟我家在东南，离我家太远。其次，我在重庆还真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不像在武汉待了六年，朋友圈都在这里。第三，对方要求我四月份就开始去上班，当时我论文的事还没搞定，其次我也在等着一财的消息。所以就拖着，一直到五月份之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财总部在上海，在北京和华南（广州）都有分部。四月份的时候，广州这边通知我再一次去笔试面试，因为总部准备把我安排在广州。看来好事多磨，我也就过去了。华南这边笔试的都是中大和暨大的学生，有几十号人，笔试的题目都是我没见过的，而其题量超级大，根本做不完。当时结束之后我觉得完了彻底没戏了，心灰意冷的。笔试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外地过去的，所以马上进行面试，华南的负责人张主任问了我好多问题。我当时傻乎乎的，很是拘谨，对自己不够自信。后来才知道他是华南新闻中心的负责人。呵呵，我这人一向都是后知后觉，面试前都不会去打探负责人是谁。呵呵。

就这样回来之后，参加了湖北选调生考试，报考武汉的，结果没考上，把我调剂到鄂州去了。我一想鄂州跟赣州有啥两样的，于是连面试也不去。结果成绩排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屁颠屁颠去做政府人士了。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冒险的啊。

后来就一直忙于论文的事情。虽说毕业总是遥遥无期，但是一转眼马上就到了告别的时候。五月初一天傍晚五点多，在梅园吃完饭后走在下面的林荫道上往弘博走，林木葱葱，学校的广播已经在开始播放一些伤感的离别曲，听着听着，我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待了六年的美丽校园了，我却还没有着落，眼前一片迷茫。这个时候电话响起，华南的主任打过来的，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他说你不记得我姓啥啦？我还真是不知道，呵呵。然后他就说经过一番的考虑，决定录用我啦，问我有没有其他去处，我当然说没有了，呵呵 ，这个时候哪怕有其他去处也要说没有嘛。

前段时间在武汉，已在南京工作的郭果在短信里说：“这两年我可是为你的博客贡献了不少流量的。最近你的博客八卦少了，专业分析多了。”我以为我这鬼博客没啥人看，小郭的话让我很是受用，特此八卦一下。

“自异王化”的刘君

CBN记者获悉，武大02级中国史第一名、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教授高徒刘嘉乘君（下称刘君）近日已从上海口岸出境，飞赴大洋彼岸，将开启其博士求学生涯。据了解，其就读的高校为卡耐基·梅隆大学，该校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匹兹堡，为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

刘君就读方向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方向。其博士生导师为著名人类学家苏堂栋教授（Donald S. Sutton）。据刘君向CBN透露，其博士求学时间需5至7年。

此前7月10日，刘君赶赴广州办理其个人赴美签证，会晤华南同学会的诸君并举办答谢活动。大致过程时，在张妍妍君、大头君的安排之下，在正佳广场四楼吃过午饭后（午饭吃到下午三点半），步行至体育中心台球馆，原以为张、吴二君熟稔台球，熟料二人竟连球杆都握不稳。相比之下，尽管刘君亦从无打台球之经验，但操作起来明显进步很快。才女和普通人的差别立现高下。

打完台球，已下班的张明君也赶了过来，并宴请了刘君及诸位。晚宴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广州的夜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刘君在百忙之中现身一次广州实属不易，不尝试一下广州的夜生活岂不可惜？于是众人又杀到避风塘。在柔和的夜色中大家畅谈起大学时代的点点滴滴。刘君坦诚，自己当初进入武大已做好了转专业的打算，但之所以会一条道路走到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原因竟然是当初在历史系迎新活动上听了李工真教授激情澎湃的演讲，尤其是李大师一字不漏的背出一段名言（这段名言我已忘了）时，刘君被深深地折服了，当下决定心向历史。后来才知道，其实大师在每一届的迎新活动演讲上都是背同样的一段话。。。

明清时期，朝廷对东南沿海那些海商和跑到南洋去的人统统称之为“自异王化”，此次刘君自异王化，远赴西洋。光阴荏苒，乌飞兔走，或许若干年后，我们都会想起，那一刻，那一时，珞珈山，一群少年，风华正茂。只不过，那一刻，你在哪里？

大头有喜

   大头近来变化多。在此只能梳理简要，挂一漏万。

   据CBN记者从多种渠道获悉，大头已经决定放弃在深圳的工作，移居广州。其与栋哥购置的新房位于广州厦窖地铁口附近，其新房的装修与布置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昨日闲来无事，和栋哥、栋嫂（大头）在某广场家居楼参观家居。大头对各种家具布置熟稔于心、讲得头头是道。看来她真是博学多闻，虽然历史学得并不见得特别出众，但其博采众长，在法学、证券、会计、家居装修等多方面均颇有研究，知识面相当丰富，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从外太空到内子宫，大头都懂。这个是很好的，就如《赤壁》里诸葛亮说的，每一种都懂一点，生活才会精彩一点。

只是现场看到的家居件件都那么贵，看得我直吐舌。哎，人比人，气死人，想想偶跟大头同年毕业，大头现在已在广州置业，而我这年来赚的钱还不够买半个厕所。

值得指出的是，CBN记者发现，大头的小腹已明显隆起，结合其放弃深圳之工作可以推断得知，或许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所致。对此，大头坦陈，“已经有了。”

一旁闲坐的栋哥笑着撇清：“最近她伙食好，又不用工作，所以胖了很多。”

　龚方雄：中国经济保８问题不大

　　　　　Ａ股尚有２０％升幅空间

CBN记者　林小昭　发自广州

在上周三上证指数时隔一年多之后重新登上３０００点这一重要整数位之后，今年以来Ａ股市场主要指数涨幅均超过了６０％。未来Ａ股市场走势如何引人关注。７月４日，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广州表示，３０００点不是顶点，未来６—１２个月内，至少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龚方雄说，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作出来。明年美国经济会有一个强劲的复苏，如果明年中期美国经济增长会有４％成长率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恢复到１０％以上的成长。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强劲复苏伴随着的将是２０１１年﹑１２年的震荡，美国经济成长将会从3%左右下降到2%左右。

他认为，既便如此，中国保经济持８％左右的增长也不成问题。一方面是因为４万亿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是扩大内需启动后，中国的刚性需求得到了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内动力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成长至少有３—４％。“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比率是４５％左右，现在每年仍有１５００万左右的人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最大动力。”

此前市场上有观点认为，今年以来Ａ股市场之所以大幅上涨是因为４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启动后有太多的资金流入了虚拟市场和房市，所以导致了Ａ股大幅上涨，而中国自身的制造业则在不断受到挤压。

对此，龚方雄表示“向来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向来认为资本市场是领先实体经济3到6个月的，就是说在实体经济很差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会先行复苏，资本市场复苏之后，实体经济才会出现真正的转势。”他告诉CBN，A股见底复苏是去年１２月份，而经济真正见底好转是今年第二季度开始。

今年以来，在固投和消费市场的强力拉动下，中国经济呈现逐步向好的趋势，但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曾一度受到国外媒体的质疑。其主要质疑点在于今年前五个月，衡量经济是否景气一大指标——工业用电一直是负增长。

对此，龚方雄认为，工业用电负增长与经济复苏并不矛盾。因为企业家往往看不到经济周期的拐点。今年以来虽然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但企业家对市场信心不足，在市场需求很旺的时候并没有增加生产，而是去库存化。“他们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未来1-2年市场都不会太好，赶紧把库存卖掉，节省成本，所以库存清得太干，以至于像６月份北京还闹车荒。”

他说，衡量经济是否出现拐点，不能看同比，而要看环比。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为６.１％，二季度数据大概会在７％左右。环比来看，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就已经见底。而今年二季度经济环比上大概会有１０％的增长，复苏势头明显。

“资本市场有没有泡沫，主要判断是实体经济会不会跟上来。”龚方雄告诉CBN记者，未来实体经济会越来越好。而在牛市情况下，投资的心态就是逢跌买入。

具体到板块方面，龚方雄说，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推崇汽车﹑等板块。以汽车为例，前两轮汽车化浪潮先后发生在一二线城市，给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新一轮的汽车化浪潮主战场在三线城市，三线城市的人口总数超过一二线城市，所以这一轮浪潮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巨大，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跟大头聊起律师职业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律政俏佳人》这部电影。甚而想到了刚看完的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女主人公青楚。青楚进入律所不久，帮人家打了一个二奶争夺财产的官司。我是个俗人，关注点不在于青楚如何如何睿智，打赢官司。而在于打赢之后，律所老板拿出代理费的十分之一奖励青楚，而青楚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红色的奥迪A4，虽然好久没关注车市了，但这车再差也得四十来万吧，即便分期，首付加上缴税、上牌费用，少说也得十来万吧，反向推之，则这个案子的代理费起码有100万，看来律师这行业真是来钱快，大头没有入错行。

另一个关注点在于，这部电视剧虽然在很多方面承袭了《奋斗》一剧，但最终却邯郸学步，了无新意。有人说《奋斗》一剧里的主人公陆涛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和一个有权的老爸，所以他的经历根本代表不了80后年轻人的奋斗，但我认为，这其实无关宏旨，而恰恰反应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倒是《青春》，虽然很努力地模仿《奋斗》，却留下了很多硬伤，这些硬伤包含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周晋由于自己的过失，将他的初恋女友推入湖中而见死不救，致其变成植物人，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在江南水乡，即周晋的故乡，检察院要对其免于起诉也应该是其家乡的检察院，而不应是北京市的吧。

另外一个无法忍受的便是充斥该片的植入式广告。《奋斗》剧里，奥迪车合理巧妙地植入了片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陆涛开的银白色奥迪A4，米来开的奥迪跑车，植入的时候都特别周致。但到了《青春》，奥迪车的植入式广告让人很怀疑这部电视剧的品质。身为昭华老总的周晋开的是奥迪Q7，霹雳那个富豪同学开的也是Q7，青楚买的是红色奥迪A4，才毕业几年的医生高齐也是奥迪Ａ４（医生真有钱），青楚那个做内衣生意的二姨妈杨尔也开奥迪A4，修车行的那个瘪三李哥开的也是奥迪，全城人都开奥迪了，中国的城市像欧洲，看来一点没错。

    第一财经日报 林小昭 发自广州

    区域经济的竞合正呈现风起云涌之势。
　　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等区域纷纷登台唱戏后，经济大省广东自然也不甘人后。近日，一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率领的、包括珠三角各市及与湖南、广西相邻地市的主要负责领导在内共50人的代表团奔赴广西、湖南，展开经贸交流，力推“泛珠”合作。
　　自2004年开展“泛珠”合作以来，一方面，泛珠三角之间的合作正有不断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海西经济区等区域先后通过国家的首肯，区域之间的竞合也随之风起云涌，作为泛珠三角的领军省份，广东所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广东的周围，西边北部湾经济区、北边长株潭、东边海西经济区等区域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泛珠三角”与各个区域之间的竞合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区域经济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事情，‘泛珠’涵盖了9个省份和港、澳，范围广阔，‘泛珠’之间有着积极合作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个良性竞争的问题。因为资金的量是有限的，资金也是有一定流向的。”区域经济专家、南宁市社科院副院长韦继更说。
　　他认为，目前“泛珠”合作的成效远没有长三角几个省的合作成效大。因为在长三角，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不可撼动，产业分工协作较好，现在长三角的辐射范围已经到达安徽、武汉等地。而在泛珠三角，广东的龙头地位仍没有充分的发挥。
　　6月9日到13日，一年一度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届时，泛珠三角之间的合作将有望得到进一步深化。
　　汪洋在5月20日下午于南宁举行的广西?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会上说，广东党政代表团此次到广西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务实推动“泛珠”合作。要继续发挥泛珠合作平台的作用，积极探索合作的新思路和新方式，务实推动环珠三角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两省区合作的水平。
　　在韦继更看来，广东的龙头地位必须重新定位与整合，此次广东主动率团奔赴广西和湖南展开经贸交流，也表明了广东已经看到了加快区域合作的紧迫感和泛珠合作所存在的不足，“而这正是我们所乐见的。”

    第一财经日报 林小昭 发自广州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广州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罗志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去年5月在四川震区，他和死亡离得那么近。
　　2008年5月17日下午，罗志勇率领消防突击敢死队，到达当时尚没有救援队伍的“死亡地带”――四川省平武县石砍乡，帮助转移受困群众。
　　当天晚上，突击队驻扎在梯田上面，营地的后面是一座小山。18日凌晨1点左右发生了一次6.1级左右的余震，持续20秒，“地动山摇”，大地和背后的山峦都在不停地震颤，飞沙走石。他们全都醒了，可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余震过后，他们发现，前方500多米处的一座小山完全坍塌了，山体只剩下一半。“幸亏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没有塌，要不然我们突击队100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罗志勇向CBN记者做着手势，“生死就在那么一线间。”
　　作为一名与烈火和重大事故打交道的老战士，罗志勇对于死亡、对于险情并不陌生。但是在地震灾区的日日夜夜，那些生生死死，还是深深刻在了他的记忆中，不能忘怀。
　　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当晚10点，罗志勇接到上级命令，要在一小时内精选30名特勤队员做好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其后人数不断增加，从30名增加到了100名，而到最后出发时，又再次加到了400名。
　　从14日早上10点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开始，到22日早上凌晨5点从重庆飞回广州，罗志勇和他的队员们先后在都江堰、平武县南坝镇、石砍乡等多个地方参加抢救工作。
　　“从双流机场往都江堰的路上，所见倒塌的房子就越来越多，”罗志勇说，在南坝镇，几乎没有一间房屋是可以住人的。马路上、田地上住满了群众。在南坝镇的一所学校里，一座六层教学楼坍塌，下面几层都陷了进去，很多学生被埋在下面，“当时很多学生的家长悲痛得都麻木了，不愿去看挖出来的孩子。”
　　“我们在那边没有刷牙洗脸洗澡，吃的是饼干、快食面和矿泉水。”虽然以前也常在三更半夜起来执行任务，但在四川救灾的时候，罗志勇和队员们平均每天睡眠不到两个小时，“那种场景下，除非你特别困，否则是睡不着觉的。当时我们都处于亢奋状态，一心只想着多救出些人来。”
　　罗志勇说，从四川回来后的几个月里，时常会忍不住想起那些场景，“有时候晚上睡觉也会梦到。”后来慢慢调整心态，才慢慢扭转过来。“我们的队员心理上也都还好，因为我们平时在广州也处置过很多重大事故，对于悲惨场面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回到广州以后，罗志勇参加了各种表彰活动。最难忘的是去年10月8日，作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罗志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举行的表彰大会。
　　这一年来，罗志勇并没有再回到四川灾区。他的工作很忙。但随着“5?12”大地震一周年的临近，他的心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地方。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关心起那边的情况。
　　在他看来，目前灾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住房、就学，还有心理辅导。地震使太多的人失去了亲人，一周年之际往往会触景伤情，“心理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去年接到赴川任务前，他正准备和妻子一道回河南照顾岳母，岳母要做一个较大的手术。后来妻子自己回去了。而在四川期间的那些天，通信中断，“当时老婆很担心我，就打我哥们的电话，问有没有我的消息，当然是没有的。”罗志勇笑了笑，“还好岳母手术顺利，好起来了。”
　　大地震的经历使这位抗震英雄感悟良多，“在灾区的经历，使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我会珍爱生命，爱岗敬业，努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多为国家和社会出点力。”

第一财经日报 邵芳卿 林小昭 发自厦门

数千名台湾民众的参会，让首届海峡论坛俨然成了两岸草根交流的大舞台。
　　“‘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论坛上说，两岸关系发展的动力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来自两岸全体同胞。“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作出应有努力，两岸民间交流的涓涓溪水，终将汇成冲破一切障碍的澎湃大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今天，319不是2004年那两颗子弹会转弯的‘3·19’，而是台湾总共319个乡镇的市民代表会。”在17日上午的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湾乡镇市民代表会联合总会秘书长刘冠雄话音一落，激起台下一片欢呼。
　　刘冠雄告诉记者，此次台湾25个县市、20多个界别全都派出了代表，“总共有28个团体过来，各阶层都有。”
　　“唯有广大基层的民意，才可作为两岸政策推动发展的基础。”刘冠雄希望，相关方面能多了解台湾民意，联合总会愿在台湾开辟一个平台，欢迎大陆各界人士入台交流，务实地下乡走访。
　　他告诉CBN记者，台湾乡镇民宿发展得很好，希望大陆各界人士去台湾不要去住大饭店，而是下乡去住民宿，体会民生，这样才能与台湾民间基层真正互动。
　　此次，台中市来了45位自费参会的里长。台中市市长胡志强说：“两岸之间的活动像这样的论坛，以前都没有这么多基层民众参加。”
　　胡志强说，据其调查，此次随他前来的台中人士超半数未曾来过大陆，“虽然有别人批评，我说既然有人批评，你们爱来不来，随便你们，自愿、自费，（结果）没有人愿意放弃，都想来看一看。”
　　他指出，这种访问和交流对两岸的未来绝对有好处。“基层的交流才是真正的交流，两岸之间的基层交流一定要继续推动，继续扩大。”
　　卢月香此次带领19名代表赴会，全部自费，其中包括两名民进党人士。身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第六（大安、文山）区党部文山区樟脚里区分部第8小组组长的她告诉CBN记者：“如果只有官方交往，没有民间基层交流就存在很大的缺陷。”
　　她说，部分民进党人士没来过大陆，概念还一直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印象中，“他们来了就会改变原有的错误看法，这样对两岸的交往有好处。”
　　贾庆林在论坛上表示，还有相当数量的台湾同胞没有来过大陆，“我们热诚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也欢迎民进党成员多来大陆参访交流。”
　　“这种基层草根交流的形式很好。”与会的台湾工商协进会顾问、宝来金融集团副总裁叶明峰对CBN说，见此情景，他对6月底两岸MOU的签署倍增信心。十年来，宝来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待机申请升格，将以上海为总部，或设福建分支机构。
　　17日上午，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论坛上表示，论坛的举办得出一个启示：两岸关系的转变，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
　　在午间招待酒会上，王毅指出，其实举办论坛的目的单纯而明确，就是要在两岸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新形势下，为两岸基层民众开辟相互交流、平等参与互动的舞台、空间。“所以，海峡论坛是应运而生。”　
　　“我希望这次的交流，是草根性、全方位、民间的交流。”在16日推介桃园航空城时，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对媒体表示，海峡论坛是大规模的民间为主的交流活动，未涉政治议题，希望两岸在文化、宗教、体育甚至海运、空运等一些民众关心议题上多多交流，形成共识，解决问题。
　　“民间基层扩大交流有很好的意义，让两岸人民扩大了解，有助于拉近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这个是很好的构想。”刘冠雄对记者表示，两岸之间的交流仍要更务实一些，要真正推动两岸的基层民众深入交往。

　专家认为，中原城市群，西北的西安、兰州等，可望成为区域经济布局的下一重点

　　林小昭

　　继5月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意见后，5月8日至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福建省考察，和干部群众共商海西区发展大计。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考察中指出，加快建设海西经济区，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除了抓住机遇、促进两岸共同发展和应对金融危机、有利国家长远发展，第二点即为进一步完善全国经济战略布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都做了部署……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福建比较优势，培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地带。”温家宝说。

　　诚如此言，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中国区域经济在决策层的精心布局下，已呈现多极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多个“试验区”的设置和由此取得的建设成果。

　　区域经济多极并进

　　在海西经济区获批之前，中国新一轮的区域改革试验已经进入一个深化的阶段。各个区域所承担的任务各有不同。

　　最早的“试验区”当属1979年建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深圳为代表的这些经济特区，取得了丰硕的改革试验成果。而在2008年12月，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公布，深圳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也得到明确。

　　国家于2005年批准设立的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探索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希望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探索的则是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此后，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的“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相继通过国务院批复。此次海西经济区的获批，表明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发展的棋局上，再添重要一子。

　　对此，区域经济专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接受CBN采访时认为，国家出台扶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虽然有各区域之间相互竞争的因素，但也是国家宏观发展的需要。“中国幅员辽阔，中央的资源是有限的，发展经济就必须考虑区域特色。中国理想的目标是寻找出一条符合区域特色、布局特点的经济发展道路。”

　　他说，国家对这些经济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区域的产业规划布局上进行宏观定位，避免区域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二是赋予这些区域进行一些机制创新的权利。三是只要符合其宏观功能定位的大项目，都会得到国家的支持。

　　“按照规划，未来中国有望形成约十个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区、城市群。目前海西经济区的获批，也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伍新木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区域经济多极化的布局还没完成，“下一步像中原城市群，西北的西安、兰州等，有望成为布局的重点。”

　　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加快建设海西区，是中央经过长期准备出台的一项重大决策。此次考察中，温家宝指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要有一个高的起点，要靠改革，靠开放，靠创新。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对人才、创新和管理的束缚，让人的创造能力竞相迸发，用良好的机制和体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至于具体支持的细则，有消息称，将有望在本月中旬于厦门举行的首届海峡论坛上发布。

　　“海西经济区的主要特色就是对台交流——即以经济交流为主轴的各项交流活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认为，海西经济区将会被赋予一些对台交流先行先试的政策，比如在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方面，可能福建会先开通。在产业对接方面，有可能赋予海西经济区更优惠的政策，准入门槛会更低，“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比如金融、物流等，都会跟进。”

　　温家宝在此次考察中指出，出台支持海西区建设的政策措施，将给台资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台资企业是随着中国经济热点的转移而转移的。在这个大趋势下，福建如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很可能被边缘化。但现在随着海西经济区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又有很多具体的扶持政策出台，福建会是台资企业投资的热点。”李非说。

厦门市长刘赐贵：正申请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

CBN记者 林小昭 发自广州

“我本人是第一个在两岸大三通之后收到李炷烽（台‘金门县长’）寄来的包裹和邮件的。”昨日，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广州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谈到两岸经贸交流中厦门的地位时说道。

“大三通”之后厦门未被“边缘化”

    “‘大三通’并没有使厦门‘边缘化’，相反，双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刘赐贵在回答CBN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大三通’之后，通过‘小三通’（即厦金航线）来往两岸的客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在‘大三通’之前，厦金航线每天客流量为1700人次，现在超过了三千，而且还在以30%的速度增长。”

他说，01年“小三通”开始时一年来往客流才1万多，去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1万人次了。而今年头三个月则已经接近30万了。“这是因为，厦门到台湾的海上直航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办法比的，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从厦门、福建走都是最近的。”

“4月22号，将有第一艘台湾客轮到厦门，现在报名要坐这轮客轮到台湾去旅游的光厦门就有七千多人。”刘赐贵说，“加上客货混装，上面坐客人，下面做货运，台湾的产品就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到厦门，节省了很多运费，所以这会大大促进台湾的产业、制造业也在厦门落地。”

此前4月9日，厦门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确立了与台湾十大产业对接规划，这十大产业为：包括光电产业在内的先进制造业、包括动漫产业的软件业、金融业、服务外包业、旅游业、海上客货运和航空运输业、文化创意产业、商贸业、邮政和通信产业、农业。

刘赐贵认为，金融危机也对两岸的经贸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没有影响到经贸往来的大趋势。对于备受关注的富士康厦门项目的进展问题，刘赐贵对CBN记者表示，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富士康始终没有放弃在厦门的投资，只是在进展过程有一些放缓。“他们也在继续跟我们沟通和探索，我相信这个项目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申请成立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

    在前述对接规划中，金融业是一大合作重点。在金融业方面，厦门市将重点加强与台湾在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和货币流通领域的对接。用7年左右时间，力争基本建成海峡两岸金融产业对接示范基地和金融对台服务基地。

在此前4月8日举行的“2009海峡两岸经贸论坛”上发出了关于两岸尽早签署金融备忘录并允许两岸互设金融机构的强音，而厦门无疑是两岸金融合作的前沿。目前，台湾富邦金控已经参股厦门商行（20%），台湾人寿与厦门建发合作成立君龙人寿，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金融项目。“现在我们手头上在谈的至少有七八家。”刘赐贵说。

   “在两岸产业交流中，金融的配套十分重要。在两岸的产业协作当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两岸的产业协作。”刘赐贵透露，厦门正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立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至于会不会批准，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而关于人民币与新台币结算试点问题，他表示，现在中国银行已经在厦门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还应该让更多的银行来参与其中，而这些还存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